老一代红色文艺家( 郑恩波)

一得知廉静、陆华、郭锦华等同志牵头，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文艺理论研究所当代文艺研究室全体同志参加编写的“百位艺术家口述”系列《我们的演艺生涯》一书即将付梓的喜讯，我感到分外振奋。在拜金主义越来越严重地腐蚀我国出版业（尤其是文艺书籍出版业），相当多的出版社对红色文艺经典冷漠得令人心寒的今天，依然还有像中国书店出版社这样的出版单位毅然甩掉金钱的羁绊，郑重其事地对红色文艺经典及红色文艺家鼎力相助，显示出健康、向上、进步的力量势不可挡。这怎能不让大家喜出望外？！作为她们曾一起共事过十多年的老大哥，我又怎能不为姐妹们击节喝彩！

　　我之所以快慰地答应为本书写前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我是真正吮吸红色经典文艺作品特别是延安时期的文艺作品的乳汁长大最后走上文艺之路的。读三年级时，我就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文艺宣传活动。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10岁的娃娃也像延安、张家口演出队和白山艺校的成年文艺工作者一样，演出过秧歌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及《刘胡兰》《互助》《喜》等歌剧。这些剧目的剧情、人物，迄今还经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其中的主要插曲，我还能一字不差地唱出来。到了中学，我又如饥似渴地赏读了孙犁、赵树理、马烽等作家的小说，刘白羽、周而复、魏巍等人的报告文学作品，贺敬之、李季、郭小川等诗人的诗歌。这些作家、诗人的朴素、健康、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的精品佳作，在我年幼稚嫩的心里，最早地栽下了茁壮而厚实的社会主义文艺的根苗，使我更加具体而形象地理解了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我们谆谆的教导：“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这一教导牢牢地凝铸在我的心中，使我受益了大半辈子，对我文艺观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对经过革命战争的磨炼与考验，在毛泽东文艺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我国老一代红色文艺家，从小就怀有无限尊崇、仰慕的感情。我常常在文章中把自己比作是老一代红色文艺家的后代。如今孩子长大了，应该对教诲、关爱、扶持自己学会说话、走路、立身行事的长者予以报答了。

二我全神贯注的研读了本书所选的所有文艺家的真知良言。他们倾诉的字字句句，无不充溢着对革命领袖无比忠诚的真情；在漫长而坎坷的革命征程中，他们首先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然后才当一个作家、艺术家的革命情操；时时刻刻听从党召唤，一生的全部事业都由党安排的高风亮节；他们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与劳动人民在思想感情上打成一片，同他们水乳交融，心心相印，然后创作出真正反映工农兵群众的生活、理想和愿望的传世之作的历史性贡献；他们对待文艺事业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勇于探索和求新的进取精神，都为我们决心建设和悍卫社会主义文艺道路的晚生后学树立了光辉的楷模。

　　最令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感到幸福与自豪的是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最富魅力的伟大人物，也是这个世纪世界历史上最具人格力量的巨人之一。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著作，是划时代的新美学。本书中许多艺术家都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回忆了在那烽火连天的峥嵘岁月里，毛主席同他们亲密无间的交往，温馨难忘的同志友情。且不说他同性情豪爽坦诚的萧军多次推心置腹的交谈，像知心朋友一般写信嘱告萧军要“要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才能安心立命。”也不述为了开好文艺座谈会，他三番两次找欧阳山、草明谈心，请他们代自己搜集反面的意见，更不多加描摹欧阳山尊、朱丹、成萌同志创作出《晋察冀的乡村》等剧作时，他亲笔写信，向艺术家们致辞以诚挚的祝贺的炽烈感情，让我们随便摘出年轻时的摄影师而后成了著名电影导演的凌子风同志的一段动人的回忆吧：

三那些喝延河水度过青春年华的老一代文艺家，几乎都有过一段或从事地下斗争的非凡经历或征战沙场的戎马生涯。他们投奔革命队伍，哪里是为了当什么作家、艺术家，他们昼思夜盼的，就是如何尽早尽快地驱逐日本侵略者，彻底埋葬蒋家王朝，将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从苦海中解放出来。著名剧作家、戏剧活动家、戏剧理论家和戏剧教育家张庚同志的话再好不过地概括了当时文艺家们一切活动的宗旨：“如何把濒于灭亡的国家救出来，才是主要的问题，不管自己是搞文艺、科学或哲学，都是为了挽救这个国家，这是我们年轻时所遇到的环境。”

　　仔细看看这批战士的阵容吧：参加过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三过草地，为挫败张国焘分裂党中央的罪恶阴谋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女红军，后来成为著名剧作家的李伯钊；东北被日寇占领后，呼满铁路特别支部的重要成员，领导群众与日本鬼子进行过生死搏斗，救出马占山领导的抗日队伍，而后又克服重重困难，办起北满省委的公开日报《哈尔滨日报》，在东北抗日斗争中建立过历史性功勋，后担任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第一任执行主席、东北文协代主任、东北文化部副部长的重要作家罗烽；14岁就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即中国人民解放军），19岁当了铁道兵师宣传队队长，随赫赫有名的第四野战军征战白山黑水、大江南北，而后又踏遍三千里江山，担任起铁道兵歌舞团团长的重任，在一次行军中被敌机炸伤了一只眼睛，险些牺牲了性命，立了多次战功，成了闻名全军的曲艺作家，离休后仍笔耕不辍，成为新时期小品艺术开拓者的焦乃积；为革命从武汉徒步800里到延安，在晋西北等根据地，与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分区司令员、团长、营长、连长站在同一个指挥的位置，亲身参加战斗，后来当了战地记者，著有1200万字的小说家周而复，等等，等等。所有这些既平凡又伟大的文艺家，都以骁勇顽强的英雄业绩向人们昭示：中国老一代红色文艺家，之所以被冠以“红色”的称号，其中主要的原因是他们首先是英勇无畏的革命战士，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人，然后才是一个作家、艺术家。这一点正是我们老一代红色文艺家身上最本质、最靓丽的闪光点，也是后来者必须倍加珍惜、认真传承的精神财富。

　　对于老一代红色文艺家来说，人民的利益，党的需要是指引他们勇往直前的最光辉的灯塔。他们一生中时刻听从党的召唤，党叫干什么，面临党的需要从无二言。林默涵同志本来是从事党团的地下工作的，后来，为了宣传抗日救亡运动，根据党的安排，他又办起了杂志，先后编辑过《生活日报》《读书与出版》《世界知识》《国民周刊》《全民抗战》等刊物。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组织决定，他一马当先发起组织“上海青年救国服务团”，肩负宣传部长的重任，变成了职业革命家。到了延安之后，根据党的需要，又拿起搁下多时的笔，挑起“延安华北书店”总编辑的担子。之后，党为了加强报纸宣传工作，又分配他任《解放日报》副刊编辑。正当他把工作开展得红红火火的时候，组织上一声令下，他又告别了十分依恋的革命圣地延安，到了环境复杂险难的重庆，当了《新华日报》通讯课主任、副刊部主任。可是，一年以后，上海又需要他，于是他又匆匆赴沪，参加《新华日报》上海版的筹备工作。在时局动荡的年代里，情况时刻有变。工作刚刚有点眉目，领导又指示他办《群众》周刊。不久，他又坚决而愉快地接受周恩来的安排，到香港与章汉夫办《群众》周刊。一切编辑、组稿、写稿、校对、发行、生活管理全都承担起来。为了传播党的声音，宣传党的各项政策，报道解放战争的形势，工作起来几乎每天都是披星戴月、废寝忘食。全国解放后，上级先是安排他当国家文教委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可是，后来为了统战工作的需要，又不让他当副主任，只当委员。一贯听从党的安排的林默涵同志，这一次也没闹丁点情绪，口气十分坚定地对党说：“那没有问题。”胡乔木同志要他不要管杂事，主要负责给中央写报告，并且要他住到自己住的那个院子里去。对这一决定，林默涵同志依然还是绝对服从，因为早在战争年代他就对党表下了这样的决心：“组织上让我到哪儿去我都没意见。组织认为我去合适，我就去。”就这样，林默涵同志便立刻搬到胡乔木同志住的那个院子时，不为名不图利，甘当无名英雄，为中央写报告一写就是4年，尽管自己从前没写过报告对写报告挺外行。

　　从事过左翼文艺运动，担任过新华社和《新华日报》特派员的著名作家周而复，原来还是一个做统战工作的行家里手。他担任过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秘书长、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第一副部长、中共上海市政协党组书记、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第一副会长等要职。无论是在白色恐怖的上海，还是在条件艰苦的陕甘宁边区、东北战场、北京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上海市委、国家有关部委，周而复同志始终是愉快地听从党的呼唤，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干一行，爱一行，钻研一行，出色地完成党中央和周总理交给他的每项重要工作和特殊使命。从不为级别、待遇打过什么小算盘，即使在受到不公正待遇时，他也能以大局为重，化郁气与悲愤为力量；日夜兼程，埋头笔耕，在垂垂老矣的暮年，终以22卷诗文的辉煌成就，结束了壮丽的一生。

　　同样，17岁参加著名的省港大罢工，组织“广州文学会”；19岁与鲁迅结识为友，在鲁迅的帮助下，组织成立了“南中国文学会”；24岁在广州成立了“广州普罗作家同盟”，不久又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欧阳山，青年时代就与党领导的革命活动紧紧地联系在一起。33岁到延安之后，更是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党。在党的安排下，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延安中央文艺研究院文艺室主任和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常委、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委委员等重要的领导工作中。解放后，他想专心致志从事创作，但党需要他做文艺领导工作，于是，他便肩负党的重托，一连当起华南分局宣传部文艺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华南文联主席、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院长、广东文联主席、广东作协主席来。“文革”后还担任过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由于领导工作繁忙、杂乱，自1957年就开始创作的5卷本长篇小说《一代风流》，直到1985年才写完。超常、繁复的领导工作，占去了他许多宝贵时间，影响了创作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一生听从党指挥的欧阳老对此无怨无悔，甚至在小说创作最紧张的最后几年，还把不少精力用于中顾委的工作，显示了一位真正的老共产党员为了党和人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革命本色。

四以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帅旗的解放区文艺，把“五四”开创的新文艺运动推到了一个新阶段，它从理论和实践上真正地解决了新文艺运动中的根本问题，即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和如何为的问题。从此中国文坛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划时代的大变化，劳动人民第一次以主人翁的姿态登上了文艺舞台。真实地表现劳动人民的斗争生活和精神面貌，富有民族艺术特色，为劳动人民所喜闻乐见的解放区文艺，为新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蓬勃发展和繁荣，拉开了璀璨夺目的一幕。也可以这么说，没有解放区文艺打下的坚不可摧的良好基础，就没有后来的社会主义的文艺。

　　本系列所选的许多老作家、老艺术家都参加过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有些人还非常荣幸地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聆听过毛主席在会上的讲话。毛主席的教诲使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文艺观发生了彻底的、决定一生事业取得成功的巨变，诚如会议的参加者欧阳山所讲：“大家参加了这个会，都感觉到心情舒畅，又都感到中国文学艺术界过去长期没有解决的许多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都由于这一划时代的《讲话》的发表得到了解决。”

　　老一代红色文艺家，都是说到做到的实干家，绝不是那种夸夸其谈，只说不干，却被捧之为或自封为“实力派”作家、“先锋派”理论家的天桥把式。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指引下，文艺家们掀起了下乡、进厂、上前线的热潮。打开历史的篇章，拂去岁月的风尘，本书中一些老一代文艺家满怀激情的叙述，让我们欣喜地看到：萧山、艾青、塞克到了南泥湾，陈荒煤抵达延安县。刘白羽和陈学昭分别下了农村和连队，欧阳山去到合作社的农民中间。高原、柳青也去了陇东的农村，凌子风在西北战地服务团，一连摸爬滚打6年时间……不久，他们就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获得的第一批丰美的果实，呈献在人们面前：秧歌剧《兄妹开荒》《一朵红花》《牛永贵挂彩》《赵福贵自新》《刘顺清开荒》……紧接着，又诞生了第一批新歌剧《白毛女》《血泪仇》《刘胡兰》《塞北黄昏》《孙大伯的儿子》《无敌民兵》《军民进行曲》《英雄刘四虎》……那一出出大戏催人泪下，令人心醉；那一曲曲歌儿穿云裂石，激越高亢。在解放区明朗的天空下，文艺舞台上真可谓五彩缤纷，一片兴旺。与此同时，一批内容全新、形式活泼，深受读者青睐的文学作品，也相继问世：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马烽的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丁玲的报告文学作品《田保霖》和欧阳山的《活在新社会里》……这些千古永存的作品里，工农兵的英雄形象，真正成了文艺天地里的主人。就这样，在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中华大地上，一个崭新的描写工农兵，歌唱工农兵的时代就此开始了。今天，这些作品已成为传世流芳的红色经典。这也是我们称老一代文艺家为红色文艺家的另一个原因。

　　对我们老一代红色文艺家缺乏全面了解和存有偏见的人，有时轻率地散布一些“他们只是资深的老革命，未必有很高的艺术修养”的闲言碎语。这是不该有的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诋毁。我们老一代红色文艺家，虽然大多数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是，他们都是悟性很强、灵气超常的人，加之又能在实践中刻苦钻研，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广泛汲取中外一切优秀文艺的有益营养，长期地、痴迷地向民间文艺学习，因此，他们大都具有很高的艺术造诣，这种造诣是今日艺术院校毕业的本科生、硕士生乃至博士生都无法相比的。让我们还是先以我国新歌剧的发轫之作《白毛女》获得的空前的成功，对此加以说明。《白毛女》成功地运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创造性地吸取了民族、民间音乐素材，合理地借鉴西洋歌剧创作有益的经验；在音乐的戏剧性和性格化方面作了卓有成效的尝试。这样，它便成了音乐形式新颖独特，既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强烈的中国气魄，又含有西洋歌剧韵味的独树一帜的中国式歌剧。《白毛女》在艺术上是十分成功的。全剧自始至终没有一句政治口号，完全是按着艺术规律创作的真正的艺术品，崭新的艺术品。它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新的世界，新的天地。《白毛女》的出现具有无与伦比的重大意义，正如著名诗人、诗论家贾漫在《诗人贺敬之》一书中所说：“《白毛女》是劳苦农民第一次以自己的语言和热情，以自己的表现和艺术，走上了历史的舞台，成为历史舞台的主人，彻底实现了毛泽东提倡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文艺方向。”

　　《白毛女》是由延安鲁艺集体创作的，不过，起关键作用的当然是剧本的主要执笔者贺敬之同志。《白毛女》取得的史无前例的成功，无疑与贺敬之同志政治思想的成熟、艺术修养的全面、写作技巧的娴熟密不可分。贺敬之同志原来也是个小神童，十四五岁读初中时就在成都、重庆的报纸上发表了不少散文和诗歌，后来在奔赴延安的路上还写了《跃进》组诗，其中第二首《在西北的路上》还在大名鼎鼎的诗人胡风主编的《七月》上发表过。到了延安之后，他如鱼得水，创作劲头大增，18岁之前又出版了《并没有冬天》和《乡村的夜》两本诗集，炼出了过硬的童子功，为20岁时创作《白毛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白毛女》是贺敬之和他的同事们为中国歌剧史创造的一大辉煌，迄今也没有任何一部歌剧可以与它比肩。《白毛女》之后，贺敬之同志如痴如醉地爱上了民歌、民间戏曲和其他形式的民间文艺，创作出《放声歌唱》《回延安》《雷锋这歌》《三门峡歌》《西去烈车的窗口》等一大批内容深邃、艺术精湛，为一切诗派的诗人交口称赞的力作。文学（尤其是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否有功力和特色，是决定作品成败的最关键性的因素。贺敬之诗歌的语言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完美程度，诚如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深老编辑王笠耘先生所评点的：“在诗的语言方面，我认为贺敬之在‘五四’以来的诗人中，是无与伦比的；是我最崇拜的南唐诗派（李后主派）在语言上的继续。”（转引自贾漫《诗人贺敬之》）我甚至认为：贺敬之和郭小川是中国当代诗歌天空的双子星座。

　　艺术的生命在于创新。老一代红色文艺家在艺术上都是有着独到见解的大方之家，都是永不满足、精益求精的创新者。正如有的老艺术家所说：艺术总应该有些创造，要不断地有所追求，不断探索，不断学习。艺术是永久的，总得探索下去。在这方面，素来被誉为“拼命三郎”的著名导演凌子风艺术生涯中一些不寻常之举最为令人叹服。初到延安时，他根据抗战期间农村的艰苦条件，搞起了利用现成的街道、打麦场、大的院落，用实景演戏的“田庄剧”。这种“田庄剧”虽然不太正规，但它能因陋就简，符合客观条件和现实需要，演出效果不错，颇受群众欢迎。“田庄剧”很新颖独特，在我国戏剧史上，不能不说是一大创造。拍摄电影《中华儿女》时，凌子风也打破“不能从全景一下子拍特写，要拍中景，中景之后才能拍近景，渐近期内镜头等等清规戒律的束缚。远景一下跳到特写，不怕别人反对。结果片子拍成后，得到当时前苏联电影艺术家的赞赏，被人家主动要去，在苏联作为杰作观摩放映。后来，它还和为我国第一部获得国际奖的影片载入史册。拍摄《红旗谱》时，为了突出影片的地方特色，增强人物形象的真实性、亲切感，凌子风又提出了一般导演不敢提的要求：除饰演春兰的演员外，其他演员都必须是在河北生活过的老同志。结果影片又获得异乎寻常的成功，轰动了影坛，成了又一部红色经典作品。

　　享有“歌坛泰斗“美誉的歌词作家乔羽，建国初期就以《我的祖国》《让我们荡起双桨》《人说山西好风光》等家喻户晓、人人喜爱的优秀歌曲的词作者蜚声国内外。60年代中期，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创作中，又作为文字总管的权威作家，统领全剧的解说词和歌词的创作，深得非常关心文艺事业、对文艺具有真知灼见的周恩来总理的器重和信赖。乔羽是一位对自己要求异常苛刻、创作态度十分严肃且具有远大眼光，严格遵照艺术规律创作的作家。请听他对《我的祖国》这首歌词他作的回忆多么令人深思：“有时大家问我《一条大河》（即《我的祖国》）这首歌，我说如果我用当时流行的那种办法写，效果可就不一样了。因为当时是抗美援朝，志愿军出国打仗，唱歌的环境正是在坑道艰苦的时候。也可以写身在坑道里，心怀天安门，放眼全世界……而且当时那样写更容易通过。但恰恰在这个歌里我没有这样写。如果那样写了，现在就没法唱了。所以要说经验的话，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我当时倒是比较明确，不是糊里糊涂那样写的。当时我就不主张那样写东西，应该概括得更大一些。是用当时流行的术语，流行的政治概念来写，还是用最根本的东西来写，这是很关键的问题。” “这首歌确实反映了一种很好的心情，对于这个国家、对于这个民族充满了信心，充满了希望和喜悦。在这部影片中，我们的志愿军战士在强敌面前镇定自若，充满了必胜信心的乐观主义精神，散发出的英雄气息和那种献身精神，确实感人至深。”乔羽同志不被眼前的临时利益所诱惑，而是严格地按照真正的艺术品应该具有的特质去写作，在深掘人物丰富而美丽的精神世界方面精雕细刻每一句、每一字。乔羽同志对作品艺术表现力如此忠贞不渝地探索精神，体现在他一生的创作中。新时期以来创作的《心中的玫瑰》《难忘今宵》《思念》《我爱中华》等歌词，更是让歌词为艺术魅力进入了一个更新、更美、更雅的境界。

中国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道路是漫长、曲折而又成功的，也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描绘这一历史道路的革命文艺，具有极其丰富的内容。“五四”的新文艺运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文艺、大后方文艺以及建国后的当代文艺，皆为这一文艺的组成部分。本系列的编选者以博大的胸怀，选取了各个时期（以革命战争时期为主）最具代表性的百位作家、诗人、音乐家、美术家、表演艺术家，通过这些红色文艺家的口述，基本上描画出了百年来我国革命文艺经过风风雨雨的冼礼与磨砺变得既茁壮又健美、既丰满又娇娆的风姿。书中的许多内容鲜为人知，十分珍贵，为以往的诸多文艺史书所不及。

　　百年来，我国富有成就的文艺家的队伍，真可谓浩浩荡荡，兵强马壮。选择哪些文艺家进入本书？这是最需要编选者动脑筋，最考验编选者智慧和眼力的首要问题。应当说，本书所选择的这些老一代红色文艺家，都是很典型的，既有几十年来一直很顺利并取得了卓越成就的成功者，也有命运多舛，历经坎坷与磨难，最终得到党和人民的正确评价，堂堂正正、巍然屹立的“不幸者”。成功与“不幸”对于文艺家来说，都是宝贵的财富。就艺术门类而言，这百位文艺家都是不同艺术领域里的佼佼者，他们的成长和业绩，都很有代表性。“借一斑略知全豹，以一目尽传精神。”“通过这百位老一代红色文艺家的口述，我们对中国百年来革命文艺发展的历程，是可以得一个全景式的观瞻与了解的。

　　迄今见到的各种各样的文艺史书，大多是专家、学者撰写的，都带有作者本人的褒贬爱憎。就是说，那些史书都是写进了作者的“自我”的。而这部书则不同，它的每篇文章都是文艺家的口述，具有真正的原汁原味，因此，鲜明的可信性、真实性便成了本书的另一重要特色。感谢本书的每位采访者、编者，她们趁这些国宝级的文艺家还健在的时候，通过口述、笔录的形式，把极其珍贵的第一手文艺史料记载下来，留给后人，这是很有远见的，功德无量的。也可以说，本书的出版，是完成了一项造福于后代的抢救工程，委实是可歌可贺的一大喜事。